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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软埋》歪曲历史,还是有人选择性遗忘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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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5-28 14:15:0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

随着几篇有关小说《软埋》的批判文章公开,针对作家方方《软埋》的争论进一步升级。方方本人对于此类批判文章做了回应,也另有其他人为方方辩护。

在名为《〈软埋〉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》的文章中称,“方方的小说无视土改的这个本质方面,给土改泼了一大盆脏水,这是对历史的歪曲,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,是‘和平演变’与反‘和平演变’斗争的具体表现。”

名为《〈软埋〉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》的文章则称: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评,但仍在以各种形式滋长蔓延。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,在讲台、论坛上不断欺骗毒害人们,近些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猖獗。为地主阶级翻案、控诉土改的小说《软埋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、最露骨的表达罢了。在此以前,有《活着》、《生死疲劳》、《白鹿原》、《古船》等等。长期以来,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评,也未听说其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此有过批评指正,有的人反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、炫目的光环,有很多粉丝和吹鼓手。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导向,写这类颠覆历史的东西可以出名得利,可以风光无限。”

文章《<讲话>之后发表<软埋>是极不正常的》中提到,“《软埋》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为土改翻案的小说。作者站在地主阶级还乡团的立场上,对伟大的土改运动进行恶毒的反攻倒算和秋后算账。”

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,都充满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意味,无论是三位作者的思想观念,还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,都与六七十年代人们常见的大字报如出一辙。

在新一轮的争论中,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:第一,对文学作品进行泛意识形态的批评是否可取?政治或其他的标准能否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准绳?第二,《软埋》描写的事件有没有历史依据?1950-1951年的暴力土改究竟有没有出现乱斗乱杀?其中,前一个问题涉及辩论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与逻辑,后一个问题则涉及《软埋》是编造历史还是证据确凿。

众所周知,《生死疲劳》的作者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《活着》的作者余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,而《白鹿原》作者陈忠实、《古船》作者张炜都获得过茅盾文学奖。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,已经获得了国内外文学界和读者的公认。同样,《软埋》的作者方方,此前也有多部作品获得过国内外的文学大奖。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评价,存在着多种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。但是,这些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均不能脱离作品本身,不能脱离文学性和艺术性。即便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不被其他人认可的价值或倾向,那也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评论和衡量。

批判者指责《软埋》“为地主阶级翻案、控诉土改”。显然,这一判断纯属主观臆断。它揣测写作者的主观动机,然后据此做出结论。它以黑白对立的二元思维统御一切,强调“亲不亲,阶级分”,“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,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”而此前的当代史告诉我们,在文学领域实施武器的批判,只能制造冤案并阻挠文学的正常发展,给作家本人和社会制造混乱。

在苏联,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,曾经封杀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。赫鲁晓夫退休后,读完了儿子给他的《日瓦戈医生》打印本,认为书里面根本没有反苏的内容,他对这本书未获出版表示遗憾。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此时,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录只能在美国偷偷出版。而当初在各种大会上激烈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作家们,则在事后纷纷表示了羞愧与后悔。类似的错误和悲剧,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中国不应该继续上演。如果拿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标准去统御文学,那就好像用一级运动员的体能做标尺,判断其他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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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软埋》描写了1950年后土改中的一个冤案。批判文章中称,“方方写的时代背景是1951、1952年,那时全国已经解放,老区的土改都已结束,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积累起相当成熟的经验。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,掌握政策比较稳,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,没有乱打乱杀了。对没有明显罪恶的地主,群众是不会对他们绳捆索绑的,把土地和浮财拿出来就完了。方方说的那些荒唐离奇的事儿,我不知道是怎么捏造的。”

关于1951年、1952年土改的真相,少数人的亲历显然不能代表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全貌,历史学家的研究无疑更为可信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《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》(2009年曾发表于南方都市报)证实,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《土地改革法》明令“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,不得侵犯”,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。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、紫月两村,共413户,工作队进驻后,硬是划了64户地主,69户富农,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.2%”。他们还将所有所谓“地主”扫地出门,迫使这几十家农户(其中多户实为富农)全家外出讨饭求生。其他的“富农”(实为中农和贫农)亦多被剥夺,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。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、打恶霸,全县土改、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。其做法之简单激烈,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,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,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。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,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。其中且多为女性。

湖北如此,广东也不例外。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,不但打吊,而且乱挖底财,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。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,就打死6人,逼死13人。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、打、绑、埋(埋至颈)、关5种办法,还动用火刑,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,否则不分果实。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。仅5-8月间,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。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。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,就逼死了202人。全省5-8月连打死带自杀,共死亡4000人左右。而全省1-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。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,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,富农成份者1047人。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,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。

杨奎松的研究以档案和史料说话,此文显示,华东各省和中南各省,普遍存在乱打、乱杀、乱吊、乱挖浮财的现象。据三农学者张英洪的研究,1951年的土改中,湖南溆浦县乱杀严重,对于所谓恶霸地主,有的没有经过批斗就枪毙,有的在召开群众批斗会后立即拉出去枪毙。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会上布置任务时说:“宁愿错杀一百,不要放走一个”(《农民、公民权与国家》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,89页)。从1950年8月至1951年秋,溆浦共枪毙特务、匪首、帮会分子、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689人,曾主持溆浦县公安局工作,领到过溆浦八区土改运动的郭静秋时隔50多年后也认为那时“杀人还是杀得太多了”。

由此可见,《软埋》中涉及土地改革的冤案,并非空穴来风。作者选取了已经发生过的史实,作为文学的素材而创作小说。这完全是作家的职业行为,方方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,甚至可以说,用艺术手法加工和描述历史已有的现象和人类的普遍经验,是文学立足之根本,存在之理由。这也意味着,针对方方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的批评既违背了辩论的基本逻辑和准则,同时也罔顾事实。

不能忘记的是,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统御一切,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惨痛教训。例如,苏联的科学家李森科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异己,他曾经声称,“米丘林生物学”是“社会主义的”、“进步的”、“唯物主义的”、“无产阶级的”;而孟德尔—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“反动的”、“唯心主义的”、“形而上学的”、“资产阶级的”。经过斯大林批准,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,苏联的遗传学由此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。

由此可见,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作为越界的武器打击异己,会造成多买严重的后果。而告别阶级斗争,让意识形态和政治回归本位,乃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。用陈腐落后的斗争哲学和话语方式,在多元社会中强制思想定于一尊的做法,早已为人们所唾弃。“历史虚无主义”并非攻击异己,百试不爽的万灵药,它所针对的恰恰是罔顾事实,对沉痛历史教训视而不见的行为。

类似的事件,还是不要重现的好。

来源:凤凰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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