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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基亚前高管谈比特币的未来:技术并不必然意味着解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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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7-25 13:37:0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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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智能手机下单购物,等无人车将包裹送到家中,用语音控制家里的音箱播放音乐,带上 AR 眼镜玩一款身临其境的游戏……越来越多的技术正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,为我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便利,但绝少有人思考,我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?

一部智能手机的背后,可能是刚果童工的廉价劳动;无人车的发展,敲响了大批司机失业的警钟;智能家居入侵我们的住宅,收集我们最私密的信息;AR 技术让我们在现实和虚拟里迷失……

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?它们对我们构成怎样的挑战?谁从这些技术中受益、谁又从中受害?Verso 出版社的新书《激进的技术:日常生活的设计》(Radical Technologies: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)将这些技术逐一剖析。作者阿达姆·格林菲尔德(Adam Greenfield)是杰出的科技思想家,曾于十年前担任诺基亚副总裁,近年则专攻科技与城市空间、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议题。

格林菲尔德着重探讨了近年来被热炒、但普通人较难理解的比特币(Bitcoin)。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,用密码技术控制货币的生产和转移,无需经过银行等中心化机构。获取新比特币需要用电脑解答数学难题,这一过程被称为“挖矿”,操作者被称为“矿工”。目前,各国对比特币的接受情况不一。

访谈:

问:可以聊聊你的新书吗?书名叫做《激进的技术》,“激进”在这里指什么?“激进”的技术和“非激进”的技术有何不同?

答:因为这是一本由政治激进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的书,且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左派,所以人们可能会以为,这里说的“激进的技术”是指那些施展左翼政治的技术,但其实不是这样。

当我说“激进的技术”时,我指的是那些从根本上影响“我们是谁”、“我们认为自己是谁”、“我们如何向世界呈现自身”、“我们如何将自身组织到集体当中”的技术。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技术,都在某些方面产生了这些影响。它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创造了新的条件,这些条件必然会塑造新的经济和政治行动,并最终会塑造我们自身。

我最为感兴趣的是,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,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如何以技术环境为条件的。我的上一代人的通讯技术,令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关于世界的浪漫体验。那时你可以搭便宜的货船穿越海洋,当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,你会收到美国运通公司转交给你的邮件。这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方式,一种是迁徙的方式,一种是通讯的方式,它们都以当时的政治经济、归根到底是以当时的技术为条件。

但当我成年的时候,技术已经发展到让这两种方式都不再可取的地步,在商船上订位变得十分困难,坐飞机出行容易得多,尽管那并不浪漫;在电子邮件时代,从美国运通公司那里取信显得毫无意义。我们面对的可能性、我们向世界呈现自我的方式,都以我们时代可获取的技术为条件。我想这本书所写的就是这些:尽管一切都在迅速地变化,但这种变化是以特殊的方式在进行,它是可描述、可解释、可被讨论的。

问:书中用了两章来介绍比特币及其技术,这看起来是个重要的话题,但普通人理解起来颇有难度。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比特币,它是如何存在的?它的价值来自哪里?

答:首先我必须承认,我还不知道比特币是否有任何价值。围绕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宣传不计其数,但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。到头来它可能什么都不是。但当你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时,审视一个可能性不高、但影响很大的事件,仍然是重要的。如果区块链技术真的是 21 世纪组织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,它将产生巨大的影响,理解它为何物就会显得重要。更重要的是,它异乎寻常地复杂,不是研究一两次就能弄懂的东西。它是如此反直觉、如此古怪,以至于我无法想象它是由人类创造的。

另一点我们讨论区块链时要牢记的,是加密货币的设计是由一种特定的政治抱负所激发的。区块链技术之所以产生,是因为参与设计它的人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中心化机制的信任,无论这些机制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。他们(区块链的创造者们)从根本上想要将事物去中心化,令世界由独立的个体组成,这些个体彼此建立契约式的私人关系,这样整个世界就绝少有自愿连结的个体之上的组织存在。

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,但这是右翼无政府主义的想法。这是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对世界的构想,他们很少谈论平等,很少谈论当前权力关系下受压迫的人类的解放。实际上,就目前而言,它倾向于让有权力的人变得更有权力,让懂金融的人更富有。它有意地赋予一些人和机构更大的权力,却将另一些机构的权力榨干,后者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。

每一笔比特币交易都不是由中央账本(ledger)确认生效的,而是由去中心化的账本来确认。比特币网络中的每台电脑都持有这个账本的副本。这意味着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告诉大家,这笔钱值钱。如果你从根本上相信国家是无权者、被压迫者的守护人,那么任何伤害国家的事物都将伤害这些人。但如果你认为国家才是压迫者,那么你就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想瓦解国家。

问:作为一种虚拟货币,比特币如何解决“信任”的问题?当大部分商品未能用比特币交易、大部分政府未能允许比特币与实体货币兑换时,人们为何对这种货币抱有信心?

答:我不认为它真的“解决”了信任问题,它只是“延后”了这个问题。它令你不必再信任一个机构,但你要把信任转移到算法,以及运行这套算法的、跑代码的机器网络之上。如果你不信任那套代码,就谈不上信任比特币。

当中本聪(Satoshi Nakamoto)设计比特币初始协议的时候,我记得他在那篇最初的文章中指出,如果有人在比特币网络拥有 51%的计算能力(computing power),他们就能改写区块链,写上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。但中本聪认为,考虑到整个世界的计算能力,控制 51%的计算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大约在 2014 年,就在他写下那篇文章六年之后,这已经变得非常可能。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,两个中国的比特币矿场之间的计算能力可能已经超过了 50%,如果他们决定联手,一场 51%的攻击就是可能的。

问:你提到中国的比特币矿场。这些矿场是中国公司持有的还是海外资本持有的?

答:很难说是谁持有的,它们的所有权可能分散在层层嵌套的公司之中。但有趣的是,每当我查看比特币的交易,总能看到人民币兑换入比特币。事情很显然,富有的中国人通过投资比特币将他们的钱转移出去,就像他们投资伦敦的房地产一样。如果说有什么人从比特币和区块链中获益,我猜当数中国的富豪们。

问:中国除了有使用比特币的富豪,也有挖矿的矿工们。一些比特币矿场之所以选址四川,也是因为那里电费便宜、气温较低以及人力成本低。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是否成为了生产比特币的“世界工厂”?

答: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既有的条件,包括物质的、气候的、人力的、技术的,这些条件叠加起来,令中国在比特币的格局中处于相应的位置。其结果显示,比特币的世界并不是平的。比特币并非如它的发明者可能设想的那样,可以消除地区间的差异。这是连非常聪明的人都时不时会犯的错误,即认为技术是自主的。事实上,当你把一项技术带到这个世界,它往往会成为现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。这一结构根深蒂固,很难通过创造一项新技术改变什么。

问:比特币的价格近期不断打破纪录,有分析认为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亚洲。如何理解这种现象?

答:比特币价格飞升,是因为它承担的两种职能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张力。任何被当作货币的东西都有三种基本职能:作为交换媒介——我给你一个肉包,你给我一美元,我们认为这两种东西是等价的;作为记账单位——用它来给资产和债务标价;作为价值储存——我存下五美元,期待它升值,这更像是一种投资。比特币的问题或者说设计上的缺点在于,它必须让这两种职能同时起作用。一方面它是交换媒介,比如我向你买东西,付给你比特币;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投机性商品,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像是黄金。

目前对比特币的兴趣主要来自亚洲,但比特币在西方有深刻的市场定位。另类右翼(alt-right)人士对比特币很感兴趣。这就像表明你自己的政治态度,通过表达对比特币的兴趣,通过使用比特币这个词。

问:比特币社区主要是由另类右翼人士组成的吗?

答:在 2017 年、在西方,我认为可以这么说。如果这不是客观事实,至少我感觉是这样。

问:所以对比特币的兴趣与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有关?

答:我认为这在某种层面上是正确的。有一群核心人士理解加密货币最初的意识形态,并为其投资。由于初始用户群内意识形态的连续性,一种由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发明的技术,会出于某种理由,吸引别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、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者、激进的个人主义者、自我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。

但我认为也有些人不了解比特币产生的政治背景,也不知道它来自什么样的社区,而只是意识到这种货币和他们政治观念体系之间有某种自洽。这些人构成了比特币的第二波拥趸,他们和比特币的发明者们没有很深的联系,他们更年轻、更精通网络,所以我用了“另类右翼”这个词。我认为这些人在比特币身上找到了亲近感,但他们未必完全了解了比特币是什么。

问:也有新闻说很多日本和韩国的家庭主妇在炒比特币,她们的身份好像跟上述比特币社区相去甚远。而且通常会认为,她们是较为保守的投资者,为什么她们会对这样高风险的产品感兴趣?

答:仅仅作为猜测的话,我认为是社会感染效应很强,特别是在我称之为“后儒家社会”(post-Confucian societies)的地方。在日本和韩国,像安利这样的多层次直销公司大获成功是有原因的,甚至在韩国,这些营销一度是违法的,因为它太有效了,人们会用自己的家庭、学校网络来说服别人购买他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,并且成为安利的经销商。我认为对于比特币而言,可能也有同样的原理在起作用。这就像是安利一样的庞氏骗局,尽管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比特币被设计成永久通缩的(permanently deflationary),可被挖的比特币总数有一个上限,出于计算的原因,它会一直变得越来越难挖。理论上,每一比特币的价值只会一直上升,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一项值得的投资。这或许是一些保守的投资者被比特币吸引的原因。而且在韩国和日本,女性往往要对家庭财政负责,我猜她们是想(通过投资比特币)保障家庭的未来。但问题在于,这些钱进入比特币的投机市场,可能会突然造成损失。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决定人们不能用比特币购买任何东西,那么你的投资很快会变成零。

问:在上午的新书发布会中,你提到在科技发展的早期,科技圈曾经有一种“解放的文化”(a culture of liberation),这种文化为什么消失了?

答: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。首先,我说的是事实,但不是完整的事实。完整的事实是,我谈论的那些当时充满希望的、思想开放的技术文化,已经是一种军事工业的文化,因此这种对“解放”的文化兴趣是建立在军事工业向科技发展投资的基础上的。那就是复杂的现实。你会看到这些人(科技发明者)最终是在军队或企业的合同下工作的。那不是完全地、纯粹地关于“解放”——其中可能有对“解放”的真诚的兴趣,但那是在更深层次的事物和文化之上的对“解放”的兴趣。

其次,个人的“解放(liberation)”和集体的“解放(emancipation)”之间必然存在张力。这些技术非常擅长赋权于个人,它可以令一群排队等地铁的人看着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即使他们都在用Facebook,他们看到的也是不同面的世界,而其他人对此无法感知。因此我的感觉是,技术的个人主义面向超越并最终压倒了解放集体的愿望。如果这些网络、技术、交互功能能被设计得不同一些——我不会说为时已晚,我们最终会到达这里,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设计互联网协议。如果我们想赋权一群人、集体的人,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层层叠叠的技术,并作出不同的决定。

我也是被技术赋权的个体,并从中获益。而我确实认为,对个体的过分强调令我们错过了某些东西。但是,如果我们完全走向反面,令技术只能赋权于集体而牺牲个人,我会报以同样的不满。坦白讲,我并不适合一个凡事只讲“集体”的世界,我不是好的团队合作者,我作为个体比待在团体中更好。我们所在的世界创造了我,尽管它也令我看到了它深刻的局限。

问:你在发布会上也提到,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当代科技发展主导的意识形态,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和“解放”?

答:我认为新自由主义非常危险的地方在于,它确实能够解放人。它非常善于运用个人赋权的话语,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动性,感觉自己能自主地做出选择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也不得不承担起选择的责任。在我们身处的如此复杂的世界,这会让人精疲力尽,我们需要应对这种“选择的负担”。我们被要求在不同的医疗保险、不同的教育之间做出选择,我们还被要求理解教育不仅仅是教育,而是一项对我们未来职场表现的“投资”。如果我们想将自己在经济中的表现“最优化”,令我们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,我们就不得不早早地做好这些长期决定。我不认为这是对我们心力的最好利用。

我不是在为刻意限制选择的行为辩解,但我希望我们不用总是被期待成为精明的个体,在超越个人理解能力的复杂场域里行事;我希望作为普通的男男女女,我们不用被迫去理解复杂决策中的因果关系。从根本上来说,我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感到不舒服,那是一个让人疲倦、沮丧、情绪困难的世界,一个并不吸引人的世界,尽管那也还不是最坏的世界。

来源:“土逗公社”(tootopia.me),土逗公社是一个反思常识的内容合作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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